第九章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党的十二大和全面改革纲领的制定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和对外关系的调整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开放地域的扩大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进入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裁军百万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或组织的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三、党的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基本路线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从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退了下来，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
四、经济上的治理整顿和经受国内外政治风波的考验
十三大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只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严重失调。1988年夏季，在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的情况下，中央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但这一决策未能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结果诱发全国性抢购风潮，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根据这一决定，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治理整顿的措施，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整顿经济生活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效果，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严重干扰。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八十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他要求全党，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对的要继续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他以斩钉截铁的语言阐明了当时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鉴于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组成。江泽民在会上表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虽然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通过这次全会，党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绝不会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从而使党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我就不再过问。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新的领导要一切负起责任，放手工作。“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全会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这一阶段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根据这一部署，国务院从1990年底开始，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督促企业提高效益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措施。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的开发开放迅速启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东地区奇迹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楼大厦和其他现代化设施，成为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五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达119.77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一倍多。外贸实现顺差。这样，治理整顿工作以取得显著成效而基本结束。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功地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中国面临着极大压力和考验。对于这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及时作出透彻分析，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他特别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断开拓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从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改善同我国的关系。这年7月，日本政府恢复对华贷款。随后，西欧国家恢复对华政府贷款、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等。10月，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中美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并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西方国家的“制裁”终于破产。它们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当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4300亿元，均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这意味着，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并提出了“八五”计划的建议。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受住严峻考验后，更加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第十章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
一、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同时提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
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
十四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进程中，既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又成功地进行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落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国务院调整经济发展计划，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各项部署。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2700多户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出现了邯郸钢铁总厂等一批在市场竞争中经济效益连年提高的先进典型。
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大步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的价格相继放开；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逐步推进；外贸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加快经济发展的条件更加具备。广大干部群众热情高涨，中国大地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
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上发偏差，同时由于旧的调控机制逐渐失效，新的宏观调控机制尚未完善，致使一些新的问题出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主要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等，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呈现加速之势。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些问题，果断作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
从1992年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一再提醒全党，要防止发生经济过热现象，把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1993年3月，党中央着手解决乱集资、乱拆借和经济过热问题。6月，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党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指导方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江泽民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作了阐述，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经过三年的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抑制。与此同时，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避免了大起大落。这在建国以来是没有过的。
与此同时，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就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个决议的贯彻，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
三、“一国两制”构想和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这个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是党中央经过长期酝酿，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的思念之情，宣布了尊重台湾现状，争取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方针，并建议两岸实行通航、通邮、通商，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进行交流。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就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并可保留军队等等。此后不久，邓小平把上述方针明确概括为“一国两制”，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后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人民一直强烈地期盼能收回这两块领土。但在长期积弱积贫的旧中国，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到八十年代，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时机渐趋成熟。
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随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原则，起草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中国政府排除各种阻力，有条不紊地进行香港回归的准备工作。
同样本着“一国两制”原则，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全国人大随后起草并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不仅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而且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范例。
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五洲四海，万众瞩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
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程中，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逐渐朝着“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台湾当局尽早结束与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时还多次表明:不能允许有“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就现阶段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这一讲话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诚意，是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指引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结束了长期隔绝局面，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少数“台独”势力的分裂企图不断受到有力打击。2000年3月以来，台湾政局发生了变化。党中央继续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和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中国共产党将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一道，坚决阻止任何制造分裂的图谋，为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奋斗。
四、党的十五大和跨世纪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努力促进改革和发展，而且考虑着怎样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的世纪。
经过八十年代以来的努力奋斗，特别是经过九十年代以来的加速发展，到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当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陷于极大的悲痛中。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江泽民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048人，代表全国5800多万党员。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江泽民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大会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大会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此，一定要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开拓前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大会还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些论断，是党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认识深化。
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鹏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以这次大会为标志，党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发展部署，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面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际市场萎缩等因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呈下降趋势，经济建设遇到严重困难。面对这一冲击，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增加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并采取出口退税、打击走私等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从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对策很快见效，1997年后，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相应改善，外贸出口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大幅度回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在周边许多国家因这场危机而出现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付出了代价，作出了积极贡献。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的确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稳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
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夏，我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受灾人口达二亿二千三百万。面对特大洪水的袭击，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正确判断，周密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各级领导干部纷纷奔赴现场，同广大军民一道顽强奋战。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三十余万官兵参加抗洪斗争，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 1999年，党中央还统揽全局，针对国内外一系列突发事件，领导全国人民及时果断地进行了三项重大政治斗争:一是针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公开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组织全国各界开展对“两国论”的批判；二是针对少数人利用“法轮功”蛊惑人心，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及时发动社会各界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野蛮行径，开展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上述胜利的取得和一系列重大斗争的开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党中央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使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奋斗目标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
五、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党之所以能够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住严峻考验，在迈向新世纪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关键在于不断加强了自身建设，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提供了根本保证。
面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考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更加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集中宣传一大批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努力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措施使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思想政治和宣传教育工作，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得到明显加强，保证了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决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基础上，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一总目标，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中央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不断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坚持从严治党方针，努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
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中央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各级领导层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各级领导班子和整个干部队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锻炼成长，涌现出孔繁森等一批深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干部。这是党能够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一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成为党能够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可靠保证。
根据党的十五大确定的任务，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党中央对这次“三讲”教育高度重视，作出全面部署，进行精心指导。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认真总结经验，检查和改进工作中的不足，深入思考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战略性问题，推动“三讲”教育扎实、有序地开展，并分别到7个县(市)进行调研，指导工作。全党共有70万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其中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达2100多人。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对“三讲”教育十分关注，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仅直接听动员报告、参加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就有500万人以上。广大干部在“三讲”教育中切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坚持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面有明显提高，经受了一次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中思想上、作风上的收获，不断转化成广大干部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廉洁自律、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实际行动。许多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花这么大力量，在领导干部中进行这样认真的自我教育，显示了共产党人敢于揭露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和气魄。
实践证明，进行“三讲”教育，是促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效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正确决策，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延安整风精神和党的“三大作风”在历史新时期的丰富和发扬。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实际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江泽民在2000年春进一步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和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它是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深刻总结我们党近八十年历史经验，特别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结论；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后，全党进行认真学习，并以此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开展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2000年底，中央进一步决定，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力措施，为全党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二十一世纪完成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作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六、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关系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全面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1989年9月，党中央明确提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全党兴起学习高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要求全党坚持并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些重大决策，提高了全党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四大进一步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决策。中央先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人口及环境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果断地进行宏观调控，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我国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的趋势，实行“走出去”战略，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步伐，为实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展示了光明前景。
——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中央适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逐步确立其基本框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体制以及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到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党中央还坚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普遍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农业基础地位切实加强，实现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已位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的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进一步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壮大，城乡基层的民主建设逐步加强。各级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通过精简，机构设置更趋合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1年7月，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作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必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些重大决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2年1月，中央提出继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4年以来，中央先后决定全国对口帮助西藏建设、沿海省市对口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党采取正确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以裁减员额50万为主要任务的体制编制调整和改革，向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迈进，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人民利益，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开创了香港、澳门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的新纪元，保持了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在对台问题上，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有力地捍卫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论断，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坚决打击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开展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同许多国家确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加快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良好形象。
——坚持党的领导，做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开展“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党的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形成了以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三项工作格局。这些重大举措，有效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全面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随着“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我国生产力水平又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到十年，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这就为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走过八十年的光辉历程，已发展成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社会也在党领导人民的长期奋斗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展现了民族振兴的光明前景。
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富有革命创造精神的党；是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与时俱进，站在时代前列，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党。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竞争日趋激烈。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党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党领导人民在过去的八十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继续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后 记
《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而编写的一本普及读物。
本书的编写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书稿各章分别由张树军、李蓉、王素莉、张化、孙大力起草，周承恩、陈夕自始至终参加了全书的编写工作。孙英主任审定了全部书稿。陈威副主任主持书稿的编写和审定工作。石仲泉副主任参加了全书的修改和定稿工作。
本书在修改过程中，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得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副主任王沪宁、原副主任郑科扬，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桂世镛，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华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人民日报社社长白克明、原社长邵华泽，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陈福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党建读物出版社原总编辑张竹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等同志的指点和帮助，也得到了全室同志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此一并致谢。
2001年6月
